哈维第三方医疗服务介绍

        “harvey哈维”是由2004年成立的镇江超人通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的医疗服务类商标。该品牌源于17世纪首次发现血液循环和心脏功能的英国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人是一个复杂的机器，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包医百病，再有名的专家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患者治病，医生谋生。哈维愿在医患之间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成为医患双方共同的选择。

        哈维倡导理性就医与行医，慢性疾病以及疑难杂症治疗前签订书面合同，医药费进哈维账户，看好转给医生，看不好退给患者，哈维平台担保交易， 医患共赢，有效减少医患纠纷，维护双方权益。

        哈维秉承哈维医生的的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为全球的医患双方服务。致力于成为全球 的公平公正的第三方医疗服务商，致力于成为业内公认的医疗纠纷预防以及疗效评估专家。

         哈维品牌文化：选用橙黄色底色加白色字体设计，白色代表圣洁的白衣天使，橙黄色是是一种非常鲜艳醒目的颜色，色彩含义为时尚、美丽 、运动、 休闲 、心情不错 、浪漫、 爱 、健康等。整体设计中规中矩，寓意借助公正的哈维第三方服务，通过医患双方的的共同努力，重新获得健康与美丽。 “harvey哈维”中英文同时注册成商标，英文字体尊贵，中文字体稳重，表示哈维为全球的患者以及医疗机构提供值得信赖的专业服务。                                              

                走进中央电视台的哈维第三方医疗服务

         2017年5月17日，作为我市 的代表---镇江超人通讯服务有限公司应邀参加了中国中央电视台 “发现良心产品，助推民族品牌”栏目组在常州希尔顿大酒店举办的江苏采访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午餐沙龙、 采访活动、访谈节目录制以及专家演讲等。

         随着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该公司提出的医疗服务3.0的概念，引起了与会的央视 以及省内其他企业代表的浓厚兴趣。1.0就是不保证疗效，2.0就是保证疗效，3.0就是在保证疗效的基础上加上哈维医疗的第三方服务。对于慢性疾病以及疑难杂症，患者或患者家属与医生或医院签订书面合同，医药费进哈维账户，看不好病，医药费将退给患者，医生发挥才华，患者也能得到一些安慰，从而减少医患纠纷，保障医患双方的权益。

         通过这次活动，笔者深深感到央视主持人、记者、编辑等央视人的知识渊博，眼光独到，阵容强大，不愧为中国 的媒体。

             （链接：https://v.qq.com/x/page/u0506tlsk1x.html  或搜索 “哈维第三方 ”视频）

     在计划经济年代， 门诊：排队--挂号--诊断--检查--开处方-取药 。住院：交钱--看病--继续交钱--钱不够被赶出医院。疗效不佳，或推荐到大城市大医院，或出院另请高明。出院费用清单密密麻麻。 医院通过价格虚高的药品 、耗材以及昂贵的检查费 、过度医疗等手段获取利益，还有普遍存在的红包现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微信 、朋友圈 、微博、直播、短视频、电视 、广播、报纸等媒体将医疗行业的种种不当行为曝光并迅速传播，加剧了医患矛盾的紧张，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恶性案件。

        哈维为全球的患者以及医疗机构提供第三方医疗服务，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看病瞧病就医，没看好病退款到患者，确保双方的权益。

        以下为部分城市的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及工商营业执照的医疗机构名单，具体以各地卫健委以及市监局 公布为准。港澳台以及国外的医疗机构以当地官方 公布为准。

               百度搜出“冒牌医院” 200元治好的病花了上万
                            2018年09月11日 09:22   来源：北京晚报   

        近日，有不少在上海求医的患者向媒体反映，自己通过百度搜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去了在搜索结果中排名前列的“复大医院”进行就诊，花了大价钱看病后，病却没见好，再去三甲医院复诊后，得到的诊断结果与“复大医院”大相径庭。

        今年6月，浙江的周女士想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看鼻炎，在百度上搜索医院的相关信息。她搜了“上海复旦大学耳鼻喉”，而且还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显示 条都是“复大医院”。她到了上海复大医院，医生检查后称她患有鼻甲肥厚，需要做微创手术，手术费加治疗费、医药费等各种费用，一共花了上万元。

        “复诊的时候医生的收费很奇怪，他是按10分钟100元，20分钟多少钱这样收费的。看到网上评价说这是乱收费，过度医疗，都说不是正宗的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周女士意识到自己找错了医院。随后她来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专家看了CT后说她是鼻窦炎，因为没有长鼻息肉，只要吃药、喷药水就可以了。周女士总共才花了200多块。

        同样糟心的还有陈女士，她在百度搜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后出来的也是“复大医院”。陈女士带孩子去复大医院看病，医生称是“海绵状血管瘤”，让她交15000多元。其后她带孩子前往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检查，医生称就是淋巴结，很正常，孩子长大以后就会自行消除的。

         接到投诉后，记者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字：“上海红房子”，跳出的 个结果就是复大医院。实际上复大只是一家民营医疗机构，与复旦附属红房子医院没有合作关系。上海市工商局广告处副处长李华介绍，这种是以本地 医院名称作为关键字发布付费搜索广告，并且在广告内容中大量出现与 医院相关联的要素，引起消费者误解。

         9月4日虹口卫监部门对复大医院进行了检查，称多起投诉涉及过度诊疗、药价过高和违反诊疗常规等。目前，该医院因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已被处以记分8分的处罚。

         8日上海市工商局表示，复大医院利用百度推广，涉嫌虚假宣传，已对其立案调查，要求复大医院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9月9日百度官微发布声明，针对央视报道的“上海复大医院”推广一事表示歉意。该说明称，上海复大医院的医院名称与上海复旦大学相关附属医院的简称存在一定的语义相似性，误导了网民的就医选择。百度已对上海复旦大学相关附属医院进行了搜索结果保护，如用户在搜索“上海红房子医院”、“复旦附属”时，将优先显示相关医院官网，且不出现商业广告。

                   网络医疗广告套路太多 消费者讲述就医被坑经历
                                     2018年06月15日 08:24   来源：法制日报   

        距离魏则西事件的发生已过去两年时间。近日，搜索引擎医疗广告再次引发关注。据相关媒体报道，“存在搜索公立医院时出现民营医院、搜索疾病名称时出现多个广告、搜索到的医院存在术中加价等问题”。为了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记者采访了一些消费者，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医疗广告影响获取信息

        薛琪(化名)是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大二学生，前段时间，她因为牙疼，于是想通过搜索引擎找一家合适的口腔医院，但是在搜索过程中总会弹出一些医疗广告，而且有些排名靠前的医院并不是出名的公立医院，而是费用较高的私立医院。“我搜索时，页面会出现一些私营的比较贵的口腔诊所，这样就会导致我搜索不到想要的医院信息。而且，我感觉搜一些比较好的公立医院时获得的信息不多。”薛琪说。另外，薛琪还发现，在搜索过程中，医疗广告影响到了有效信息的获取。“本来关于有些医院的有用信息就不多，我一点开发现有些还是广告，我就没有兴趣继续在网上搜索了。医疗广告很影响我获取信息。”薛琪说。薛琪告诉记者，搜索时遇到的医疗广告很多都不是正规公立医院的广告。“感觉一般公立医院都是不打广告的，我搜索口腔医院，如果弹出来的是价格较贵的私立医院，要想知道这家医院怎么样，就得去其他地方看一下点评才知道。”薛琪说。薛琪还透露，在查询医院的收费情况时，具体明确的价格信息不多。“我主要想看看价格贵不贵，但是网上都没有给出具体的价格。有些医院在网上搜索出的具体信息较少，有用的就那么几条。”薛琪说。

          前期病症强行做手术

         林浩(化名)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去年10月，他因感觉身体不舒服在网上搜索相关病症，弹出的页面很多，如“医生答疑”“在线解答”“免费咨询”等。由于迫切想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林浩随便点开了某医院的网站，很快便有在线医生找他交流。“我随便点开了一个网站，没想到在线医生的回复还挺快，于是我咨询了几个相关问题，但明显感到这名医生的回答并不专业，给出的回答也很含糊。 ，他建议我先到他们医院做个检查，这样才能作出准确判断。我询问了一下价钱，他说一百多元。我想着在医院花一百多元做个检查也不算贵，于是就同意了。”林浩说。

随后，这名医生与林浩交换了联系方式。很快，这名医生便告诉林浩，已经在网上给他报名，并告知了他去医院就诊的时间。在约定时间，林浩到达该医院，但医院的环境和氛围让他产生了怀疑。“看到这家医院的外观，我就有一点怀疑：太小了，与想像中的医院不太一样，而且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病人。”林浩说。考虑到时间因素，林浩还是决定在该医院先做检查。在前台护士的指引下，林浩找到对应医生，询问一些问题后，医生便让两名护士带林浩去做检查。“就这样，我被稀里糊涂地带着做了不少检查，由于欠缺医学知识，我也不知道哪些检查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反正就是听人家的安排。”林浩说。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医生告诉林浩，他的病情有些严重，需要尽早做手术。林浩想先与父母商量后再作决定，但最终被这名医生说服。林浩询问了手术费用，这名医生称有三种价格的手术，并介绍了三种价位手术的不同。听完后，林浩心中有所顾虑，便向医生说自己没有钱支付，这名医生说可以自掏腰包给林浩先行垫付。最终，林浩被说服，选择了中间价位的手术。林浩做完手术过后，本打算在医院住一晚，但医院称不提供伙食，住院也要交费。无奈之下，林浩被护士带着去交费，却发现需要交费的项目很多。“这个时候有一堆项目的费用要交，我头都大了，再加上担心自己的病情，根本没时间没心情细看，于是一股脑把自己仅有的钱交了大半部分。”林浩说，“手术过后要打点滴，这个时候护士又来找我在账单上签字，说是打点滴的费用。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项后，护士便下班了。”回到学校，林浩本以为身体好转便可以了，却被医生告知要每天去医院换药。“我当时也以为就是简单的换药，去了才知道换药前还要做雾化，换药后要打点滴，还有什么红光照射。这些都需要钱，甚至打点滴时的床位费也要收，那个红光照射一个小时就要一千多元。”林浩说。林浩并不愿意接受红光照射，但护士说，术后前几天必须得做，要根据恢复情况再决定是否可以取消这一项，林浩只好照做。后来几天，林浩多次试着拒绝接受红光照射，但都被护士说服了。“我每天都想拒绝那个红光照射，但每次都失败。当时我耳根子软，护士说几句我就服从了。”林浩说。就这样，林浩每天都被要求进行多个治疗流程，前后总共花了至少1.5万元。林浩告诉记者，他后来上网查询这家医院，发现有些网友也称自己被骗了，还有人分享被骗的经历。事后，林浩了解了一些与自己病症相关的知识，发现自己的病症只是前期病症，还未到需要做手术的阶段。“现在去搜索那家医院的名字，都找不到了。对网上的医院广告一定要慎重。”林浩说。

       手术台上加价吓跑患者

        “为这件事，我气了好几天。”家住江苏省南京市的患者赵诚(化名)告诉记者，她在网上搜索到一家医院，却被这家医院给坑了。当谈及如何搜到这家医院时，赵诚说：“当时搜索出来的结果排名靠前的就是这家医院，而且这家医院的名字听着也靠谱。”随后，赵诚便去了这家医院，一开始觉得医院环境还不错，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但她检查完后花费800元左右，医生说还需交纳其他费用。“我检查完花了800多元，医生让我再交1.3万元。”赵诚说。赵诚告诉记者，这家医院的医生对她的个人情况问得十分详细，比如买的房子有多大、老公从事什么工作、月收入多少、家里有几辆车、存款有多少等。与较为高昂的费用相比，更让赵诚后怕的是另一件事。“最可怕的不是钱，而是手术过程中加价。我在医院遇到一名女孩子，她告诉我，她在做手术时，医生要求加钱。 ，住三天院花了6.8万元。医生会说，手术中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帮你做，但是要加钱。”赵诚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赵诚赶紧把手术押金退掉了。尽管手术押金退了，但是检查费被坑了，别太相信网上推荐的医院，也千万不要去这些民营医院。”赵诚说。

   听到广播里循环播放的“割包皮只要90元”广告后，黄陂男子李一(化名)慕名来到位于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的武汉军都男科医学研究所。手术刚做了一半，他感到自己下体肿痛，医生建议他赶紧加做1.5万多元的“超导物理治疗”。躺在手术台上的李一十分害怕，被迫刷卡付费，这才完成手术。李一回忆，躺上手术台后，他的下体被扎了几针，医生称是打麻药。很快，他感到下体又肿又痛。“医生让我自己看肿起的地方，说这种情况很少见，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十分危险。”李一说，医生建议他增加治疗项目，该项目原价要3万多元，现在做优惠活动，只要1.5万多元。“当时我特别害怕，只能签字同意治疗。”李一说，医院工作人员随后将一台pos机搬到手术室，他当即刷卡支付了15380元。李一拿出三张院方开具的收据，一张是15380元治疗费，一张是1370元手术费，还有一张项目为“其它”的100元收据。该院相关负责人说，李一手术前，医生先为他检查了身体，本来要收800多元费用，优惠后只收了100元医疗耗材费。而他当天的手术除了割包皮，还有阴茎背神经阻断术及前列腺清洗，三项费用一共1370元。经过第三方协商，昨日，武汉军都男科医学研究所与李一签订协议，同意退还1.4万多元医疗费。 

                 海外医疗陷阱：售价几十万的“ 药”成本仅百元     

                          
           新华社杭州12月6日  利用美容院 定位诈骗对象，免费的海外旅 程包括“高端体检”，假冒的国外“医疗专家”解读体检报告让人相信自己是易患癌症人群，进而购买价格动辄几万甚至上百万元的“ 药品”……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浙江公安机关近日摧毁一个以海外医疗名义实施诈骗的犯 集团，抓获犯 嫌疑人132名，涉案金额近10亿元。

        “ 药品”全英文包装上赫然写着主要成分是“糖”

        直到被女儿带到公安机关报警，浙江嘉兴的王女士还不敢相信，自己花费巨资的“海外检测治疗”竟然是一场彻彻底底的骗局。

      52岁的王女士是嘉兴一家美容院多年的老顾客。2016年初，美容院以“回馈老客户”的名义邀请王女士免费泰国旅游，行程包括豪华游艇、五星级宾馆、海鲜大餐、娱乐晚会……还有“高端体检”和“专家医疗说明会”。

      在接受了海外医院的“高端医疗体检”后，王女士吓了一跳：根据她的体检报告，“医疗专家”分析认为罹患癌症的风险很大。就在王女士惊恐未定之际，“医疗专家”抛出了“救命稻草”——“癌盾”疗法。“医疗专家”建议王女士先花费106万元人民币，在国外通过输液来 ，回到国内后再口服“癌盾”产品，以此巩固输液的疗效。出于对癌症的恐惧，王女士欣然接受。

       此后，王女士又多次应邀前往美国、泰国等国“旅游”，前后花了近600万元巨款在 保健上。 一次去美国“旅游”，王女士还购买了价值165万元的“癌盾”产品。

      直到今年1月，王女士在国外的女儿回到嘉兴才意外发现，自己母亲正在食用的“癌盾”十分可疑：其全英文包装上赫然写着主要成分是“糖”，且在泰国、美国就诊的体检报告疑为互联网下载的伪造品，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筛选客户、步步设局，“高端体检”后开出天价“ 药”

        接到报警后，浙江省、嘉兴市两级公安机关迅速组织警力开展调查。经过两个月的缜密侦查，发现大连思兰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癌盾”系列产品的源头。

       警方调查发现，自2014年起，思兰德公司在全国范围物色代理商，由代理商发展下线美容院，由美容院物色人选，再实施海外医疗诈骗，形成了一条诈骗产业链。

       思兰德筛选“优质客户”群体的标准是：经济条件优越、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看不懂英文，且不是医生、法律工作者。美容院前期针对筛选的顾客详细摸底，包括既往病史、家庭财产状况等，逐层上报至所谓的“医疗专家”，以便行骗的时候“有的放矢”。

       客人身体健康，风险才小。出国时，思兰德安排区域代理商以及美容店人员全程陪同，看似服务周到，实则是将客人隔离交流。

       侦办此案的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徐惠刚介绍，豪华旅游中游艇、海鲜大餐等项目都是为看似高大上的医疗体检作铺垫，增加信任感。

      事实上，国外的医疗体检只是一些普通的体检项目，但因为被安排在国外当地的高档酒店，加上客人们不懂英文，高大上的“医疗说明会”就干扰了受害人的判断能力。所谓的“医疗专家”只是些没有医生资格的人员，甚至还有吸毒人员，思兰德为他们虚构了医学博士、国际专家、创始人等头衔，以此诱骗受害人。

      “医疗专家”虚假解读受害人的体检报告，称她们很可能患上癌症。当受害人对花费巨款购买所谓 产品产生犹豫时，身边的陪同人员就会做劝解、说服工作。为了防止受害人回国后反悔，犯 团伙还伪造网站，渲染所谓的疗效。

        警方查证，所谓口服的“癌盾”是思兰德公司魏某向上海某公司订购的，经检验主要成分为番茄红素和青花素。为规避国内法规，出口至魏某指定的美国某货代公司，后通过海关空运进口至国内，由思兰德公司在国内仓库完成灌装，最终包装成贴有美国原装进口字样的“癌盾”系列产品，分别以9.8万元至39.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客户，而成本也就几百元。作案成功后，思兰德、代理商和美容店按预设的比例进行分成。

       诈骗团伙公司化运作，涉案金额近10亿元

       根据浙江警方掌握的情况，该诈骗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犯 嫌疑人人数众多，涉及30个省区市，全国案件2000余起，涉案金额近10亿元。

       经循线追踪、细致排查，公安机关掌握了该犯 集团的大量犯 事实和证据，公安部组织指挥全国多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集中收网抓捕行动，先后共抓获犯 嫌疑人132名，扣押涉案电脑156台、手机300余部，冻结银行卡500多张及资金7000余万元，查封假药仓库3个，扣押假药3000余箱，彻底摧毁了该犯 集团。

“     思兰德在全国各地开了不少分公司，下线中也有不少高档美容院，我们到公司抓人的时候，还有不少受害人正在排队等候医疗咨询！”参与抓捕行动的民警沈宏伟称。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此类诱骗我国公民赴境外治疗疾病进而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发，犯 集团采取公司化模式运作，精心编制诈骗陷阱，骗取大量钱财，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此类犯 。特别提醒消费者，面对各种免费赴境外旅游体检的项目，注意甄别免费项目中的陷阱；不要迷信进口保健品、药品疗效，确有疾病的，要到国内正规医院检查治疗。  

                虚构病情诈骗、手术台上涨价 起底“宰客”医疗机构
                                                 2018年08月29日 16:23    来源：半月谈   

        20万买家医院、虚构病情诈骗、手术台上涨价…… “宰客”医疗机构：软磨不行来硬的明明没什么大毛病，医务人员动点手脚，夸大病情忽悠就诊者做手术。手术过程中，不仅不给上麻药，还故意用手术器械弄痛就诊者，直至在手术台上同意采取高价治疗方案。近期，在深圳开庭的一起医疗诈骗和强迫交易案，公布出来的这些细节，令人瞠目结舌、胆战心惊。个别医务人员心术不正，医疗“宰客”从以虚假广告为核心的诈骗，升级到了强迫交易的程度。

         20万盘下一家医院强行“宰客”

         近期，一起医疗机构采取虚构病情、使用 和威胁让就诊者接受高价治疗的恶性案件，在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016年底，来自福建莆田的陈某某、黄某某出资20万元盘下位于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的惠爱门诊部，并以许诺股权、保底工资3万元且有提成的薪资聘请龙某某为主治医生，开展妇科诊疗。

         两股东、一医生、三护士的6人门诊部，为让就诊者进行更多消费，“开发”出四种病情：一是在检查时将生理盐水、利多卡因注射到就诊者阴道壁中制造阴道囊肿假象；二是使用棉花在就诊者宫颈口涂抹血液制造宫颈息肉假象；三是在就诊者宫颈上涂抹黄色药膏，让就诊者接受阴道净化治疗；四是在B超检查时虚构盆腔积液B超结果。

        “病情”确诊后，门诊“医务人员”往往以“虚构病情”告知就诊者需要进行治疗，并提供较为便宜的百元普通治疗方式和数千元的高价微创治疗方式供就诊者选择。

        多数就诊者选择普通治疗。“医务人员”便在治疗过程中故意不为病人进行 ，并用止血钳夹就诊者阴道壁，致其疼痛难忍。然后，“医务人员”劝说就诊者选择高价微创治疗方式。若就诊者要求停止治疗，“医务人员”则以“手术已经开始，无法停止”为由拒绝为就诊者缝合伤口，并使用威胁、哄骗等手段让就诊者选择高价微创治疗方式。当就诊者表示无力承担微创治疗费用时，“医务人员”则以“可以先签欠条，以后再还钱”的方式引诱就诊者进行微创治疗。就诊者往往因疼痛难忍且处境尴尬无奈接受高价治疗。

        一些就诊者有陪同亲友，“医务人员”还让亲友看就诊者疼痛难忍、流血等状况，促使陪同亲友缴款。

       受害人：这种地方还能叫“医院”吗

        该案直至2017年10月，一位陈姓就诊者被逼无奈从门诊部2楼诊疗室跳下受伤，警方接警介入后才被揭开。

        当日，陈女士在惠爱门诊进行诊疗，因经济拮据选择普通治疗，最终因疼痛难忍接受高价微创治疗。后来，因陈女士无力支付诊疗费用，“医务人员”要求其向亲友借款支付，不让陈女士离开，最终导致陈女士跳楼逃出。

        半月谈记者在法庭上了解到，警方找到了包括陈女士在内共16位受害者。案发时间均在2017年，从3月3日至10月14日。受害人被骗金额从1368元到18903元不等，总金额约13.51万元。

       开庭当天，有两名受害人来到庭审现场。她们告诉半月谈记者，虽然治疗过程让人痛苦且不满，但在警方找她们了解案情之前，完全没想过自己是掉入了“医务人员”设置的陷阱。“我哪里想过‘医院’会这样，这种地方还能叫‘医院’吗？”受害人李女士说。

         但也有受害人称“要报警”而吓住了这些“医务人员”。2017年9月9日，一位陈姓受害人前往惠爱门诊进行白带异常检查，被强迫接受6000余元的无痛囊肿切除手术。术后被逼交款时，陪同陈女士就诊的亲友称要报警，惠爱门诊的“医务人员”为息事宁人仅收取陈女士2800元。

        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

        为何存在如此夸张的医疗“宰客”问题？监管是否到位？监管又面临哪些难题？截至半月谈记者发稿前，深圳市卫生监督局对此未予以回应。但记者了解到，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今年5月21日印发了一份文件——《深圳市严厉打击医疗机构医疗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方案》(以下简称《整治方案》)。

        根据方案，在9月底前，全面排查全市医疗机构是否存在“医疗欺诈、强迫交易、诱导消费、强制消费”等情形，并对群众投诉、举报较多，问题较突出的医疗机构以及泌尿外科(男科)、妇科等专科领域进行“ 打击”。

        深圳市卫计委在宣传《整治方案》时还列举了一个男科案例：住在深圳宝安的张先生在某民营男科医院治疗生殖器发炎症状，选择了激光包皮手术。手术途中，医生说张先生有“神经断裂”，推荐其做“生物膜”修复神经。身不由己的张先生只好在手术台上签了字。之后，医生又发现他有“睾丸积液”， 手术取出。张先生称“没钱了”，但医生竟表示医院有一个“贷款”项目，患者可以按期付款。术后，张先生按照医生建议又接受了“太空舱物理治疗”，前后各项支出接近1万元。张先生说：“有这么多项目，应该提前跟我说清楚，让我自愿选择，而不是等我已经躺在手术台上、刀子动到一半了，才开始介绍治疗方案和价格。”

        可见，像惠爱门诊部一样的“宰客”医疗机构并非个案。

      《整治方案》叫停了嫌疑“宰客”的男科、妇科项目，要求规范一系列存在医疗质量和安全隐患的泌尿外科(男科)、妇科诊疗行为，暂停部分手术治疗，并规范物理治疗。

         须加强监管、拓宽 渠道

         近年来，强监管虽已发力，虚假广告、医疗诈骗并未得到根治，始终蠢蠢欲动，伺机作案，如今更发展为手术台上强迫治疗。医学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就诊者往往无法辨别自身病情严重程度和诊疗方式妥当与否，而犯 分子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利用信息不对称布下陷阱。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罔顾治病救人职责、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走上“邪路”。

        对此，深圳大学医学部王军认为，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和畅通医疗 渠道。

        深圳正在推行的《整治方案》除了提出规范诊疗行为、规范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规范医疗广告等具体举措外，还明确严格落实系统监管责任，对日常监管不到位，导致违法违规行为滋生蔓延的，实行责任倒查，严肃问责。

       《整治方案》还提出强化社会监督，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各医疗机构要将举报电话海报张贴在医疗机构门诊大厅、门诊各楼层、住院各楼层、电梯间等显眼位置。

         此外，王军认为医疗诈骗和强迫交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现行的监管体制内，若患者自身未向监管部门举报，监管部门较难发现。“政府应当加强对大众基础医疗知识的教育。同时，就诊者也要在生活中注意学习和积累一些医疗知识，从而提升辨别能力，以免受害而不知。”(半月谈记者 赵瑞希 责任编辑：佟明彪)

                 北京女医生遭病患家属割喉 舆论一面倒要求严惩凶手
                        发布/2019年12月30日 3:30 AM  文/王纬温   来自/联合早报 
 

        北京女医生平安夜值班突遭病患家属割喉惨死，疑因家属不满医院治疗效果泄愤 。中国近年频频发生伤害医护人员事件，舆论连日来一面倒要求严惩凶手。

       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51岁）上周二在看诊中，被一名95岁脑中风女病患的儿子持刀刺颈。医院隔天凌晨宣布，杨文因颈部严重损伤，经抢救无效去世。

       检察机关上周五（27日）以涉嫌故意 ，逮捕行凶嫌犯孙文斌（55岁）。

隔天，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旨在禁止威胁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于明年6月1日实施。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法规司司长赵宁同一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事件并非医疗纠纷问题，而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 ，当局对任何形式的伤医事件的态度是零容忍。

        医疗行业新媒体“医学界”引述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一名医生，指95岁女病患今年12月4日 次由杨文看诊，当时就呕吐、纳差、意识不清。家属过后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对于杨文诊断治疗上是否有失误，《央视新闻》引述看过病历的专家说，杨文和其同事的治疗过程规范，方案合理，病患情况较入院时有一定好转。病历中曾好几处记载家属多次拒绝检查和治疗，造成诊断治疗过程很困难。

        嫌犯的姐姐孙英（约60岁，化名）前天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家属与医院的其中一个矛盾，在于能否将母亲从急诊科转向住院治疗，但院方却说没床位。在急诊科治疗下去，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但孙家经济情况不好。

       她也透露，嫌犯目前无业，案发前未露出要 女医生的迹象，并不清楚凶器是从何而来。

       央视新闻前天引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航总院值班医生介绍，病患家属在杨文 后未表现出任何愧疚，也没道歉。95岁女病患据报上周五已被家属自行转入北京朝阳医院。

        中国近年频频发生伤医事件；今年4月上海仁济医院一名赵姓医生与病患发生争执 ，去年12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则有外科医生被不明人员持刀刺伤。中国医师协会去年发布白皮书显示，有66％医师曾亲身经历医患 事件，遭受语言 占51％，逾三成医生有被患者 对待经历。

       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昨天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医患关系在中国社会中长期矛盾尖锐，一些急救中心收费过高，任意用药时有发生，导致民众普遍不信任医院。

       他说，医患矛盾一定是双方的矛盾，官方应制定双向法则，保障医生工作环境安全，同时也保障病患权益。

        “双方违规，双方都应该是严格的处理，双方 基本生命都应该得到保护。”

谭刚强也认为，事件突出民航总院的安保工作存在漏洞，医生与病患家属案发前已出现公开矛盾，却未对医生换班换位，等同防范不当。

                                   于泽远：医疗 很难治 

       不久前，我一位朋友的母亲在北京某大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前他给主刀医师和 医师分别送了一万元（人民币，下同，1934新元）和3000元的“红包”。

        “他们很自然地收下了，连假意推让都没有，一看就是老手。”这位朋友愤愤不平地说。

         问他为什么要给医生送红包，这位朋友说，一是要请有名望的医生主刀，二是为了放心。“别人都送，你不送不仅请不到（名医），请到了也怕人家不尽责。”

        实际上，在中国大医院看病，尤其是与做手术有关的病症，很多患者都有向医生送红包的经历，这是医患之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患者主动送，医生大方收，看似你情我愿，这背后实则有多少患者的无奈和愤怒？

         近些年来，中国反 风暴刮遍官场，众多涉贪官员落马。但社会 并未受到多大触动，医生收红包就是社会 的重要体现。

尽管各地的大医院都悬挂着禁止医生收红包的告示，上面还有举报电话，但因收红包受到处分的医生并不多见，因此受到法律惩处的医生更是凤毛麟角，甚至连医生收红包是否触犯法律也是模模糊糊。

        今年5月，江苏苏州大学附属 医院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杨向军，被他的博士生实名举报“乱装支架，装一个回扣一万元。”

         7月，杨向军被开除中共党籍，随后被逮捕。杨向军的 名包括多次收受病人及家属赠送的红包、购物卡，为医疗耗材代理商谋取利益，收受好处费数额巨大等等。但导致杨向军坐牢的并非收红包，因为按照现行法律，他收红包只属于“违规”，他为医药代理商谋利收受好处费，才涉嫌受贿犯 。

         今年以来，浙江、江苏、安徽、湖南等地查处多起医疗 案件，多名医院党委书记、院长落马。比如浙江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党委书记周蒙滔、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连庆泉在一周内被查。但这些医院的“一把手”也都是在药品、医疗设备采购和招投标等问题上栽了跟头，而大医院普遍存在的医生收红包现象依然如故。

         11月21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办印发《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2019—2022年度）的通知》，宣布将重点巡查大医院的党风廉政、行业作风、运行管理三大领域。有媒体将此解读为医疗反腐将迎来高潮。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巡查虽然很有必要，但距离治理医疗 还差得很远。

        医疗 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医院负责人以及部分医生与医药商人勾结，通过采购和使用药商推荐的产品给自己牟利；二是医生通过住院、看病和手术收取患者的红包。这两类 的成本都由患者买单。

         相比 类 ，医生收取红包因为是患者“主动”而更难查处。在很多患者看来，医生能让自己早日入院并“尽心”做手术，已经帮了大忙，送红包虽然肉痛，但花钱买了服务和心安，也就认了。

        患者的无奈为医生坦然收红包打开了方便之门，而法律缺乏惩处这种行为的明确规定，又让收红包的医生更加肆无忌惮。

         无论论如何，已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还要给医生送去数额不小的红包，医生则毫无愧色地“笑纳”，这是患者的悲哀和医生的耻辱。这种行为已涉嫌利用职务犯 ，也是毒化社会风气的污染源。

        实践证明，治理医生收红包，道德说教和纪律处分很难奏效，法律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

         医疗服务合同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关于赵某医疗纠纷案的法律分析 

                                       敬梓源 陈承哲(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 要] 医疗服务合同是由医方提供医疗服务，患方接受医疗服务并支付医疗费用的合同，其从形式外观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二条关于消费行为的界定，但医疗服务合同能否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一直备受争议。笔者认为，医疗服务合同由于其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客体有所不同，所以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词] 医疗服务合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营利性医疗机构;基本医疗

一、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2012 年 11 月，原告赵某前往被告上海元辰美容医院处就诊，接受切开重睑术、假体隆鼻术、下颌角截骨术等手术，共计支付手术费 28 万元。术中由于医生手术操作和术后处置不当导致大量出血，经加压包扎处理后仍止血不能，后紧急转院治疗，被诊断为:失血性休克失代偿期、术后大出血，经鉴定为三级甲等医疗事故。2014 年 3 月，原告诉至法院，称由于被告未能提供质量合格的医疗服务，导致其术后脸部畸形、精神痛苦，要求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对部分手术项目并不具备相应手术资质，构成经营欺诈，要求法院依据《消法》第五十五条判令被告退还医疗费 28 万元并赔偿损失 84 万元。被告辩称其行为不存在欺诈，且原告对法律理解有误，有关医疗事故纠纷的解决不应适用《消法》。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向原告明确承诺了医疗服务的诊疗效果，可以适用《消法》，但被告确系合法医疗机构，所以因其不具备诊疗资质而存在的欺诈情节并不成立，故不能依据《消法》第五十五条“退一赔三”的规定索赔。对于赔偿范围，应以填平损失为原则、以合理为限。据此，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共计 31 万余元，并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由上述案例不难看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是否能适用《消法》即为本类案件争议焦点。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广大群众对医疗服务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由以使身体恢复健康状态的刚性诊断救治向美容整形、保健养生、冬病夏治等以使身体的外形或机能在原有基础上改善和提高为目的的消费型医疗变化发展。但由于医疗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极强专业性、高度风险性和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性，由医疗活动引发的民事纠纷数量逐年上升，更有甚者演变为医闹、聚众冲击医疗机构、 医护人员等恶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二、法律问题分析及学界分歧从形式外观上看，医疗服务合同符合《消法》第二条所规定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形，但由于医疗服务具有专业性、风险性等特点，学界对医疗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能否适用《消法》调整存在较大的争议。肯定者认为，医患双方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的过程中互付对价，医方向患方提供的是有偿服务并非免费医疗，而且患方对病情和诊疗方法的了解十分有限，其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受到很大限制，并不符合一般交易合同公平原则的要求;另外，将医疗合同纠纷纳入《消法》的调整范围，还有利于促进医疗服务的质量提升。所以《消法》应将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纳入其调整范围，用法律手段调整由于不可避免的客观原因导致的地位原始不平等，以利于医患双方维护合法权益，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公平的统一。否定者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的社会义务，医患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这表明医疗服务合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易合同。另外，由于医疗条件、诊疗水平以及患者自身情况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医疗机构并不能对于治愈患者做出保证。适用《消法》将会给患者一种“给钱必须治好病”的错觉，毫无疑问这是不可能的，对医方也不甚公平，由此可能会导致医生为了规避风险而对患者进行过度检查或者保守治疗，如此一来，首先可能损害患者权益，其次从长远来看会妨碍医疗技术的发展。

三、笔者观点及完善建议94 2013 年 10 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消法》修正案草案，对强化经营者义务、规范网购、建立消费公益诉讼制度等问题都作了新的明确的阐述，但仍未明确医疗服务是否属于其调整范围。但在《消法》总则部分，第二条明确规定: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在医疗服务合同中，消费者为诊疗等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医方提供的医疗服务，这符合《消法》对消费行为的描述，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医疗服务在消费目的、市场价格、支付和保障制度方面自身存在的特点。笔者认为，判断某一医疗服务合同是否属于消费合同，大体可从以下两方面来判断:(一)合同标的是否属于“基本医疗”所谓基本医疗服务，是指医疗保险制度中对劳动者或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福利性照顾，是一项具有保障福利色彩的公益性事业，医患双方并非普通的私法合同关系，而夹杂有公力救济色彩。基本医疗服务价格执行的是政府指导价而非市场调节价，大多数患者还可根据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医疗卫生行业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具有特殊位置和公益福利色彩，其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和健康权等基本需求。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三大目录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各地均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如超过上述基本医疗服务需求范畴，则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医疗服务价格也并非政府指导价，作为消费者的患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来与作为经营者的医疗机构订立医疗服务合同，所以应以《消法》来进行调整。(二)医疗服务提供者是否为《消法》意义上的“经营者”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我国，医疗机构是否是经营者仍有争议。营利性医疗机构指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弥补医疗机构。在德国，医生属于自由职业者，其与患者的关系可以适用《消法》保护;在瑞典，总体上将医疗视为公益事业，但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医疗美容等都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政府不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实施不同的设立程序、管理办法、财税补贴政策和价格政策。判断某一医疗服务合同是否适用《消法》，应当首先明确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性质，若其为公立医疗机构，则应以《侵权责任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规来解决纠纷;若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则其符合《消法》第三条关于经营者概念的界定，原则上应当纳入《消法》的调整范围。另外，医疗产品销售、发布医疗广告、使用医疗设施、医疗美容服务等对诊疗效果有明确承诺的医疗服务，均可以适用《消法》。在前述案例中，原告赵某进行美容整形手术并自己支付整容所需的高昂费用，很明显该医疗项目并非在基本医疗所涵盖范围内，其医疗服务价格是远高于政府指导价的市场价格，其治疗费用也并非通过医疗保险等财政转移体系来进行支付;被告元辰美容医院并非公立医院，而是一家民营医疗机构，其所得收益多用于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回报，具有明显的营利性。原告在接受治疗时身体属于健康状态，接受该医疗美容服务是为了追求更加完美的自身，希望通过接受被告诊疗方法使身体发生积极良好的变化的消费目的，从被告处通过支付价金的方式购买医疗服务、药品等，被告方提供的医疗美容服务明显属于经营性质的服务，这完全符合《消法》第二条对消费行为的定义，理应受《消法》调整和保护，以实现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四、总结和建议现在虽然仍然没有明确医患关系到底是否适用《消法》来调整，但是浙江、福建、广西、四川、辽宁、甘肃等多地在制定或者修订与《消法》相关配套地方法规时在不同程度上已纳入其保护范围，承认医疗服务属于经营消费关系。当前不少公立医院科室外包，整形美容等各色广告满天飞，其中不乏欺诈和虚假广告在其中，患者对其辨别能力较弱，在接受服务过程中知情权、选择权和交易公平权很容易受到侵害。因此，将医疗服务合同纳入《消法》的保护十分必要，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利，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与提高。 

参考文献

[1]魏振瀛.民法(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夏民，刘同君.医患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兼论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对医疗纠纷的适用[J].医学与社会，2000，13(5):22-23

患者园地

       1.  问:对哈维第三方服务关心以下几点：  

 ①前往就医有无前置条件或附加条件？②有无病种限制？不同病种的“3.0医疗”承诺是否有区别？③医疗费用与对应等级的公立医院有没有差异，有的话差异是多大？④患者预付的医疗费用，在治愈之前由谁监管？如何保证在未能治愈时的全额退款能够得到切实及时的执行？有没有权威公正独立的第三方监管？⑤对各病种的“治愈”界定标准是什么？治愈期限有无限制？⑥能否公开一下贵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和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如果真的合情合理合法，俺宁愿放弃形同鸡肋的所谓“医保”，把自己的健康保障交给你们。  

       答：感谢楼上网友的提问：首先是合法，我们提交商标注册时就需提供营业执照，没有执照，国家工商局不可能随便打印“镇江超人通讯服务有限公司”这几个字的，银行开户也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工商局的网站也可以查到。

        其次我们是为患者提供服务的，不是直接诊断治疗，诊断治疗核心业务是需要卫健委批准的。与现行的医保、农保、商业保险可以兼容。我们向患者收取5%的服务费， 50元，可以出具正规发票，按章纳税，我们公司本身就是服务公司。 

       哈维倡导理性就医与行医，我们正在与有关专家拟定格式合同，对所有的患者所有的病种都开放，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治愈的标准，用法律语言叫做治疗目标，需要在合同中明确，治疗费用 治疗期间也是合同的一部分。医院也没有限制，自己在全国600万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100万家正规医疗机构中选择，不分公立私立，能看好病的就是好猫。除非是哈维贵宾，我们一般不推荐医生。 建议与医生或医院谈一口价，这样操作简单一些。对于特殊病种比如肿瘤，建议在治疗目标中谈存活期，比如N年N万。区分治疗过程中的问题，需要聘请专家的，哈维不搞流行的APP，也不搞自动化交易。在每一个案例中，让患者患者家属以及医生医疗机构心服口服，这才是最难的。

      ，医疗费用是由我们保管，我们公司作为2004年成立的企业法人，至今在镇江没有任何债务和麻烦。哈维的主人是镇江超人通讯服务有限公司，牵涉到法律问题，完全可以去法院申请冻结商标权益。如果什么也不信, 耶稣、 释迦牟尼 、 穆罕默德也不信，那就信自己吧！

医者园地   

             问：有一个，我是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头疼。郁闷。前几天有个老人来看病，说自己肚子疼，然后我看了看就让他去大医院看看，但他本人坚持要求我们给打针。迫于都是亲戚的原因最终给打针了（打的6542），也给拿了点吃的药（摩罗丹等）。但是我最少提醒他3次要求去医院检查（包括他出门后）。后来他回家了。

       今天他的儿子来这里说我们误诊（和 治疗时间），并且说耽误了他们病情，要求做出相应赔偿。但是我们做出了告知义务，并且说我们也不清楚是什么问题要求去医院检查，都没有做出诊断怎么说是误诊呢？而且打完针就要求还是去医院看看，怎么说是误时（时间）。难道说他要是死在路上负责接送他的司机也要负责吗？求一篇免责协议书，要求完整点的。另外好多人也拿药，我们不给他，他也强烈要求拿，是不是拿药也得写个免责协议啊？ 帮我想两篇。要求严谨一点的。谢谢了。这次真晕还是亲戚呢郁闷看来什么亲戚也不能相信，打针的时候他还说打把，就是有事也不找你们。恶心！好的加分。谢谢了。如果不是有亲戚关系觉不给他看病。看起来看着人家死你就没 ，如果救人就会有 了。什么社会什么人啊！！！！！！ 

        答：是啊，既然你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也就什么事情了，当务之急就是你要找到一些证据证明你已经进行了告知。就行了。至于协议吗，其实免责协议对于真正的事故是没用的东西。法律就是讲求证据的。诊所的问题啊比较麻烦的，你们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的，当时是否有证人在场啊。哈维倡导理性就医与行医，多准备一些书面合同，内容包括哈维第三方服务条款，遇到麻烦就能获得更多的帮助。

         问： 患者或患者家属签了知情同意书 免责？

                                   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我辞职了！     

                         作者：张妍 

      在辞职之前，王森身心俱疲。他粗略统计，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2000多台，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 从医院辞职，就像在中国脱离任何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一样。一张手续单上盖着来自人事处、财务处、保卫处、病案科、供应科、工会等共计21个部门的红色印章。医生王森才终于脱下白大褂，离开手术台。在辞职之前，王森身心俱疲。他粗略统计，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2000多台，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工作量太大了。很多时候，他都是上了手术台才初次见到患者。那些患者已经被 ，身盖无菌布，只露出紧闭的双眼，静静地等待着王森。王森拿起手术刀，剖开他们的腹部，工作数个小时或者更漫长的时间。待手术结束后，当王森再次与那些患者在医院相遇，他却根本不记得他们的样子。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

        出生于1982年的王森，做了整整十年医生。他毕业于中国一所 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 科室就职。从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开始，他一年一年地熬过了年轻医生最艰难的时段，晋升为主治医生，成为科室中同年资 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今后本应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可是他却放弃了。中国医疗环境的凶险和未知让他感到悲观，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很多“黑暗的、隐性的东西”。辞职后，王森到世界各地旅行，然后移居上海，学习艺术课程，与过往的环境告别。

         “大家都觉得，为什么看个病这么难，挂个号这么难，为什么医生这么冷漠，这么多矛盾……”王森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告诉端传媒记者，是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

       下面是前医生王森对端传媒所做的自述。

        “在有限的时间内，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在中国做医生，不仅要精进医术，还要应对各种行政命令。因为公立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医生亦是国家体制内的成员，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

        在中国大陆深化医疗改革的进程中，为减轻管理上的压力，政府不再扩大公立医院的规模，于是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尽可能收治 的病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院的收入，还可以在数字上证明管理效率的提高。医术本应是“精益求精”，现在却是“多多益善”。对于王森来说，初做医生的新奇与热情，很快便被这些从天而降的行政指令消磨掉。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很有热情的，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自己从开刀、切皮，慢慢地能做简单的手术，后来可以做复杂的手术，接触到罕见的病例也很兴奋。那时，手术室到下午四点半就不再接收病人了，科室里的同事有空余的时间，经常一起吃个饭，学习一些新技术。”

        “后来，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强调平均住院日，要提高手术效率。平均住院日，就像吃饭的‘翻台’一样，在有限的时间内，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而随之而来的医疗服务质量会越来越差。这种东西对 比较好，比如院长、主任，周转率高了，平均住院日缩短了，证明他们的管理有效，他们会很有面子。”

        “医院的指标是什么呢？每一年的手术量要提高10%。就是说不管上一年做到什么程度，下一年的手术量都要比前一年同期提高10%。如果医生达不到指标，就扣除奖金。这样的结果就是，我要不断增加手术量，不断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

“以前一天做两、三台手术，后来增加到一天五、六台手术，甚至七、八台，这是我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实。没有人反抗，大家都逆来顺受，随波逐流。就像北京的房价一样，最开始你觉得两三万一平米很贵，你觉得忍受不了，但是现在十万块钱一平米你也不得不买，你要继续忍受。”

        “一位全国顶尖的大夫，一个月工资就五万块钱。”在中国，培养医生的成本高昂。一名医科学生成为执业医师，通常需要七至八年，成为主任医师需要约二十年。但医生所能得到的物质回报却不一定尽如人意。中国的医疗服务定价很低。通常来讲，门诊挂号费、医生护士的诊疗费都只有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医生没有高薪。

        “做医生，基本上‘五年一个台阶’。医学院毕业生，从业五年可以考主治医师，再过五年就可以考副主任医师，然后是主任医师。一个医生在40岁上下，职称就基本到头了。”“不同职称的基本工资相差不多。我作为主治医师的底薪是每月一千元（人民币），主任医师也就比我多两三千块钱。剩下的都是靠奖金，奖金就是临床工作的提成、手术的提成，按照比例分配。”

       “我工作的医院科室，刚毕业的‘小大夫’（指年轻医生），一个月总收入八千到一万，住院总医师有一万出头。主治医师按年资分低年主治和高年主治，收入分别是一万五六和两万左右。副主任、主任差不多能拿到三、四万。基本上，（这三、四万）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奖金。”

   “我们科室有一位六十岁的‘大牛’（指权威医生），我有一次看到他的工资单，那个月他总收入是五万。”“你想想，一个属于全国顶尖、‘Top Ten’（前十名）的大夫，算上奖金，他一个月工资也就五万块钱。”“现在手术收费是1994年定的，没变过。”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曾有数次提议要改革医生的薪酬制度，提高医生待遇。王森也向端传媒记者指出，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在医疗费用中得到体现；现在的手术收费标准是1994年定的，二十多年都没有改变过；现行的医疗收费，绝大多数都是耗材的费用，而支付给医生的人工费用其实很低。

        “我们的手术费是奖金的一部分，它是当月返给大夫的基本手术提成费，大概是这个手术费用的7%。例如，一个癌症切除手术，可能会做五到六个小时，需要四至五位大夫、两个护士、两个 师，大约八个人。手术费是三千多元，其中约7%（约两、三百元）返给手术的医务人员。我作为主刀，我拿这7%的提成中的一半，一百多块钱——也就是说我工作了五六个小时，才挣了一百多块钱。下面的主治大夫、医生助理所能拿到的钱就更少了，住院医生、实习大夫拿的更少，他们拿这个7%里面的3%左右，也就是几块钱。”

        “并且，如果你的手术量提高不到10%，这些奖金就不发给你了。”“更可怕的是现在国家要实行‘单病种’管理（指某些病种的付费标准被固定下来，包括患者就诊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业内俗称‘一价包治好’）。单病种有好处，也有不好，得区别对待。例如做一个腹部某部位的肌瘤手术，不管病人长100个瘤子还是1个瘤子，无论疑难程度多大，就是3000块钱。如果这个病人的花费超过了3000块钱，医院只好掏钱。就变成医院赔钱做手术了。”

       “这就造成，只能给病人做开腹手术，而不会使用更加 的腹腔镜。因为开腹手术的手术费只有几百元，腹腔镜（的成本）贵许多。但大家都知道，开腹手术对病人的创伤很大，腹腔镜打几个眼就可以了。”“不过，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那就是灰色收入了。”

        北京一所医院的手术室正进行腿部手术。（Getty)“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为确实很挣钱。”在中国，不少医生都会通过走穴、药品和器材回扣等方法来获得“灰色收入”，增加个人收益。有一些“灰色收入”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例如收受大额药品回扣，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触犯了法律，但依旧在当今的中国医院中屡见不鲜。医生的真实收入不仅取决于医术和年资，还与从事的领域、工作的科室，以及医德紧密相关。

         “有一些是‘正常’的灰色收入，比如去讲学，讲一次课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报酬；有一些是‘擦边’的，就是走穴，比如医生外出会诊，到别的医院做手术。现在国家是默许走穴的。以我工作的领域来说，全国最牛的几个大夫，走穴做手术的行情是一万到两万吧。”

         “另外一部分灰色收入就是回扣，药品和器械的回扣。比如骨科就有很多器械，患者骨折了，医生放一个内固定钉子，或者一个钢板，都是有回扣的。做这种手术其实挺快的，手快的大夫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一台手术。你知道中国最顶尖的骨科大夫一年能挣多少钱吗？一千万。例如为腰椎间盘病人手术用的人工椎间盘，售价是5万元，（医疗器械厂家）能给大夫的回扣是1万元。”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那就是灰色收入了。”“回扣要分科室。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为确实很挣钱。心内科导管室做介入的也很挣钱。像我所在的科室这一块就比较少，没有什么耗材，有的也是‘小钱儿’，放一个止血的、防黏连的器械，一次可以提几百块、一千块的回扣。”

  “还有药品和检查，像刚才说的手术是赔钱做，但在恢复阶段，医生可以给病人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来提高收费。”“我所在的医院，收红包的医生比较少。个别的医生比较贪，爱收红包，但绝大多数医生不是。因为没有人对自己的医疗技术是百分之百确信的，万一出了点什么事，红包就是把柄。”

        “科研压力就像脑袋上悬的剑”中国的医生，只有“白天忙临床、晚上忙论文”，才有可能在同行之中脱颖而出。根据1986年中国国务院实施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医生职称评审和聘任是与科研工作相挂钩的。除了繁重的临床压力，医生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写论文、申请科研基金。例如，在一些省份，若要晋升主任医师，医生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

        “大医院里面的每天都是车轱辘一样地转，除非是特别差劲的，其实所有医生的指标（例如手术量）都差不多，没什么可比的。谁能晋升职称，谁不能晋升职称，说白了大家 比的是科研，谁能发文章，谁能申请基金。”“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但在中国，科研这些东西，很少有医生能发表SCI（指被Science Citation Index检索的国际期刊），大多数人发表的文章，引用率都是零。纯粹为了晋升职称。”

        “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还不如大家都踏踏实实去做该做的事，临床大夫就把临床做好，有兴趣和精力再去想别的问题。像有一些地方，比如香港，临床医生就是完全是按照临床医生的指标来去评价，不涉及你科研的内容，你做科研可以，自己感兴趣就去做，但是需要评职称，从‘副高’到‘正高’的时候，不评这些内容。”

        “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就算置身事外，只做手术，不做科研。但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别人比我多挣几千块钱，总之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真正当了医生才开始学怎么和病人打交道”中国的医学教育只重专业知识，忽略人文教育。王森感到，曾经的他作为一名医科学生，却对医者的社会属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理解。很多医生在从业过程中，只能向患者提供技术帮助，却忽略了人文关怀。

         “医患矛盾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大家关注的也很少。在我大学四年级，也就是进医院实习之前，有个老教授给我们讲了一节公开课，大概一个多小时吧，教怎么和病人沟通。进医院工作之前也会有个岗前培训，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事，但内容很少。”

        “和病人交流，不是靠别人教你才能学会，而是得亲身体验，或者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像在国外学医，学生要经过四年的其他专业的本科学习之后，才有资格去申请医学院，那个时候学生都20多岁了，心理比较完整，也有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再去做医生，是在相对比较成熟的状态。在中国就是‘速成’——高中毕业的小毛孩就来学医，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去接触病人，不太注重人文素养的形成。”

       “当然，医生的心理压力确实大，成天一大堆病人和家属围着，两分钟看一个病人，还有过来‘加号’（指加塞看病）的，就不会耐心服务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但是，话说回来，我身边的好多医生，我换做病人我也会打他的，（那些医生）说话特别冲，好像谁都欠他的。”“一个医疗纠纷耗了我两年时间”。

        在中国，医疗服务被民众定义为消费。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钱，理应有好的结果；一旦不如意，就会产生医疗纠纷。很多重病顽疾的病患，常年看病，已经拖累得一家经济困难，从乡村的医院一路看病，直到县医院、省医院， 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医院， 在那里去世，落得“人财两空”。

        患者作为“弱者”，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医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斡旋，也通常会以“息事宁人”的原则对家属以金钱上的抚慰。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 的发生。在中国，很多病患及家属认为只要威胁医院，就会或多或少拿到赔偿。

       医院有专门调解纠纷的医务科，通常都会设置在一楼，因为一旦遭遇 事件，医生可以随时跳窗逃走。办公室内没有电脑、椅子和茶几，因为有可能会愤怒的病患家属当做“武器”来袭击。一位医务科的医生曾私下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他从不为病患家属倒热水热茶，因为有一次，情绪激动的家属反手就将一杯热水泼到了他的脸上。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患者）告医院，或多或少（医院）都会给点钱的。”

王森也陷入过纠纷：“我遇到过一次医疗纠纷。2011年，我们科室收了一个年轻的急诊病人，是卵巢囊肿，她肚子疼，B超显示卵巢上长了包块。但是她的卵巢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包块，是一个2公分的畸胎瘤，B超影像没有显示出来。手术时，我只把大包块给解决了。”

        “因为是急诊病人，术前没有做充分的交流，术后病人做复查的时候，发现了还有小包块，就开始闹别扭。说为什么手术当中没有切除小包块，要赔偿，要26万。”“1万块钱是手术赔偿，25万是精神损失费。她说自己受到的打击很大，整天抑郁，找不到工作，男朋友因此分手，等等。”

        “然后就进入了医疗调解阶段。这件事前后耗了我两年时间，她见到我时始终都是很客气的，还感谢我把大包块切除了，但是没办法，穷嘛，就想讹点钱。”

“因为这件事，耽误了我一年晋升职称。 医院赔偿了她几千块钱。但医院不承认医生有过失的，只是为了息事宁人……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患者）告医院，或多或少（医院）都会给点钱的。”

        深圳一所医院，一名医生走过走廊。“当我成为主治医生，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34岁以下的医生在逐年减少。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在2016年公开对媒体说，有约20%的医学生毕业后不从医。王森则更加直接地表示，他周围的医生朋友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学医。

        而比起医生群体的流失，中国病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因为压力、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原因，中国的患病人口在激增，官方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中国患病人数将增加近70%。

        如王森一样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工作量超出常人想象，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却很少被社会关注。“ 次开皮、 次缝肚子、 次切除 、 次剔除肿瘤……其实只是暂时高兴一下，就过去了。真正给我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有感情交流的病人，而不是‘我能做什么’的成就感。”   “有一天，我要去别的病房了，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说“大夫你别走，别的大夫都不管我，就你管我，我不希望你走。”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

        “我遇到很多恶性肿瘤的病人，中末期了，他们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教师，和我母亲一样年纪，得了癌症，她的爱人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老夫妻之间互相照顾。有一次，她来医院做化疗，床位很紧张，她和爱人只能在公共区域等待。那是个秋天的下午，太阳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人的轮廓就好像剪影一样。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她把脚踩在爱人的脚上，她的爱人从后面抱着她，两个人一步一步往前挪，像是在做游戏，旁若无人。”

        “另外一个女患者也上岁数了，得了癌症，脾气不太好，经常和别的病人、家属吵架。那时候我负责她，每次做完穿刺、放腹水之后，会陪她说几句话。有一天，我要去别的病房了，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说‘大夫你别走，别的大夫都不管我，就你管我，我不希望你走。’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这个病人像我妈妈一般年纪，这样地依赖我，那时我觉得自己是重要的。” 

        “内心能得到这种满足感，比我挣了多少钱，或者买了多大的房子的幸福感会持续得更长一些。”“可惜后来，这种感受越来越少了。当我成为主治医生，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给病人量血压、换药、查体、询问病史这些事都是下级大夫负责的，我 就是早上查房时看一眼病人，做完手术再看一眼。”

         “到 是什么状态呢？完全就像是走过场，就是流水线。我经常替别的大夫做手术，术前我都不知道病人是谁，不知道他/她长什么样，看一看病历，就开始了。手术之后我都没见过这个病人，病人就出院了……人情上的反馈越来越少。我甚至感觉自己像一个卖肉的。”

          “压力真的很大，有时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在这家医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旧楼，墙皮都往下掉。后来医院的新楼越盖越多，大夫的工作条件还是那么差，所有的年轻医生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抢电脑、写病历。一个屋子里只能放10台电脑，有40个医生去抢。”

        “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能在国内做医生的人，就不会在乎工作环境有多差、工作强度有多大。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如果不符合，人就会很失落、迷茫，然后随波逐流。时间久了，负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最终让我离开。”

         有时去诊治，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在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长眠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特鲁多医生，但他的墓志铭却久久流传于人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行医人。“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中文翻译简洁而富有哲理:“有时去诊治;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有时、常常、总是，像三个阶梯，一步步升华出三种为医的境界。

        回顾自己的从医经历，何尝不是如此。初涉肿瘤专业时，满腔热情，面对顽疾，总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以为自己掌握很多医学知识，可以为病人治疗所有的病痛，但事实并非如此，面对着每况愈下的病人--日渐消瘦的身体，逐渐加重的病痛，濒临 的绝望，我的信心也在逐渐被消磨，痛苦和迷茫充斥着我年轻的心。正是这撒拉纳克湖畔墓志铭的故事解开了我的心结。“治愈”是“有时”，不是“常常”更不是“总是”。不管医疗技术多么 ，也不管人们花费多少金钱，医学不能治愈一切疾病，也不可能治愈每一个病人。恶性肿瘤更是如此，即便是手术根除了，放疗和化疗也辅助了，但不久又可能复发，于是又要开始下一个周期的手术、放疗、化疗……“生命不息，治疗不止”，于是便让人心生几分沮丧，治疗有何意义?医生的使命又是什么?

        有时去诊治，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墓志铭明确指出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我们不仅仅是要治疗、治愈疾病，更多的是要去帮助和去安慰病人。

        我常常思索怎样才是高明的医生?怎样才是对病人 治疗方案。面对着一个肿瘤患者，高明的医生首先应该分辨出哪是能治愈的病，哪是不能治愈的，也就是要弄清治疗的目的，譬如一个乳腺癌患者如果没有远处的转移，我们想的是怎样根除这个肿瘤，如何合理的安排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中药以及靶向等等治疗手段，为的是让她有十年、二十年甚或是终生不再复发的临床治愈。不仅仅如此，我们的外科医生还开展了保乳房、保卵巢、保腋窝的手术，我们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是活着而且是像健康人一样的没有缺憾的活着;“去治愈”是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几代人的实践积累。当然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肿瘤已能够达到治愈的目的，而且这个可治愈的肿瘤疾病谱会越来越广。相反一个晚期肿瘤患者，同样也可能给他做化疗，但足量、足疗程显然并非必须，因为我们的治疗目的与前者不同。减轻痛苦，延长生命，保证良好的生存质量，让病人快乐地、有尊严地活着是我们这个时期的追求，这时医生的帮助和安慰正是病人所需。

        生老病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疾病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尽管现代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许多疾病对医务人员来说依然是束手无策，面对这样的患者医务人员应该给予更多的帮助和安慰。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少数医务人员对生命漠然、对技术盲从、对职业倦怠，将医学与人文撕裂，将技术与人道疏远，导致医患发生激烈的 。所以，很有必要对“生命的名义”进行诠释。

        医学是人学，医务人员对患者应处处给予人文关怀。要时刻铭记领会“有时去诊治；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真实内涵，让医学人文贯穿在医疗的每一个环节，医院的每一个地方。

                     李克强总理：别让社会办医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调研了解到，许多民间投资都很愿意投向医疗养老等社会领域，但这里面的前置审批‘条条框框’太多。政府该松绑的必须要松绑，别再让社会办医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当天会议确定支持社会办医和健康医疗旅游发展的措施。李克强强调，瞄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推进医疗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大力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是深化医改、补上短板、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放管服’改革在社会办医领域大有可为。只有放得开、管得住、服得好，才能激发市场活力，提供有效供给，对接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总理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推动服务业模式创新和跨界融合，发展医养结合等新兴消费”，被明确为2017年重点任务之一。

        常务会上，李克强讲起不久前在山东基层考察的情况：一家社区医院发展医养结合，许多老人感到既有人照顾又能治疗疾病，很有安全感。

         “中国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亿人，医养结合的市场需求和缺口很大。但这个领域的‘放管服’改革还没有完全跟上。”李克强说，“比如一些前置条件，像办什么科室需要多少张床位、多大平方米病房等硬件要求，有必要规定得这么细吗？结果是把社会力量都拦在了门外，而公立大医院资源日益集中，优质医疗资源难以下沉。”

         当天会议确定了一系列为社会办医“松绑”的政策利好：对社会办医实行一站受理、并联审批、网上审批。连锁经营医疗机构可由总部统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对符合规划条件和准入资质的社会办医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个体诊所设置不受规划布局限制。实行医师区域注册，促进有序流动和多点执业。

        李克强明确要求，围绕提高社会办医服务质量，探索包容而有效的审慎监管方式。“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审批上，强化监管就容易落空。”总理说，“那么多网上混乱的医疗广告没人管就很说明问题。”

        当天会议决定，严厉打击租借执业证照开业、承包科室、虚假广告、非法行医等违法违规行为。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李克强说，“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放管服’文章，多到‘宇下’问‘草野’，问那些社会办医的企业、多点执业的医生、求医问药的病患，真正了解他们到底遇到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哪些实际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培育医疗服务新动能，切实补齐民生短板。”（王小涵）         

           李克强总理：更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人民网北京8月27日电  2018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8月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新一轮医改以来，我们坚持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卫生健康事业稳步发展，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广大医改工作者和医务人员充分发扬改革创新、敬业奉献精神，为推进医改和维护人民健康作出重要贡献。谨致以诚挚问候！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深化医改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敢触动利益，敢啃“硬骨头”，持续加大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力度，努力在降低虚高药价、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基本医保和分级诊疗制度、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更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医改 小组组长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医改方向明确，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全面深化医改必须把更多精力聚焦到抓落实、见实效上来，集中力量打攻坚战。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坚定医改的理念、原则和路径，破解重点难点问题，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得实惠、医务人员受鼓舞、投入保障可持续、健康事业得发展。

         孙春兰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为统领，加强健康促进，坚持“三医”联动，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加快 药降价、国家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完善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强化监管等工作，挤压药价水分，确保质量安全。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财政投入、薪酬制度等改革，加强医院管理和绩效考核，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综合保障，防止因病致贫返贫。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进区域医疗中心、专科联盟建设，完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等基层人才激励机制，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和社会办医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十部委发文：社会办医享受税收优惠 严控公立医院数量规模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康复、护理、医养结合服务需求将大幅增加，为社会办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不过，社会办医服务能力水平总体不高，亟须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对社会办医的鼓励扶持和促进规范发展的力度。

        45.9万个、占比46%的社会办医疗机构，2.1万个、占比63.5%的社会办医院，社会办医已成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优质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分布不均的情况下，社会办医是增加医疗资源有效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的重要力量。

       不过，社会办医服务能力水平总体不高，医疗技术、学科水平、服务质量、品牌声誉等方面存在短板，有些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不规范、监管不完善，亟须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对社会办医的鼓励扶持和促进规范发展的力度。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医保局、中国银保监会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社会办医“开绿灯”。

       《意见》从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简化审批服务等6个方面入手，提出22项政策措施。包括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营利性社会办医，包括诊所等小型医疗机构，可按规定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社会办医参加医院等级评审、政府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不作规划限制、完善医疗保险支持政策等。

        6月12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表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康复、护理、医养结合服务需求将大幅增加，为社会办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在一些紧缺专业领域，如儿科、精神科、妇产科、眼科、医疗美容等，社会办医也大有可为。

“医学检验、血液透析、医学影像等，也是社会办医可以重点布局的领域。随着人民群众健康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社会办医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王贺胜说。

严控公立医院数量规模

      《意见》开始就突出强调，“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这种说法并非 次提及，早在2014年，原国家卫计委曾发布紧急通知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其中称近年来中国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部分医院单位规模过大，存在追求床位规模、竞相购置大型设备、忽视医院内部管理和机制建设等粗放式发展的问题，提高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挤压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非公立医院的发展空间，也不利于医院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2017年初发布的《“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到，要推动公立医院科学发展，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

      《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公立医院12032个，较2017年减少了265家，公立医院床位占比也有所下降。不过，公立医院次均门诊费用和人均住院费用分别比上年上涨3.7%和2.2%，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017年5.72张增加到2018年6.03张。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则表明，我国有县医院的床位数已高达3000张，床位高于1000张的县医院也并不少见。

       “如何重构床位构成，而不是一味把大城市的中心医院建成3000张甚至更多床位的医院，这样既是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是畸形的，头重脚轻的，也排挤了社会办医的发展空间。《意见》指明了今后公立医院不能走数量和规模发展的道路，而是要找准自身基本保障作用的定位。”上海和睦家新城医院院长张澄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在税收方面，社会办医也获得了政策倾斜。慈铭体检创始人、韩博士医疗集团董事长韩小红博士告诉记者，民营医疗机构要按照企业标准征收25%的税，但公立医院免征企业所得税，因此同样的体检服务，在公立医院和民营医疗机构间价格差异较大。

       此次的《意见》明确，营利性社会办医，包括诊所等小型医疗机构，可按规定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社会办医可按规定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应税收优惠。

       人才短缺，是目前社会办医面临的较大问题， 、 的医生基本都集中在大的公立医院或三甲医院。韩小红表示，社会办医的发展，钱不是最重要的事，若把市场定位清楚，需求是有的，资本也是看好的，最主要的困难就是缺人才，应将人才尽快释放出来，这样社会化的公司才有机会参与进来，否则是无法推进的。

      《意见》提出，全面实行医师、护士执业电子化注册制度，全面实施医师区域注册制度，推进护士区域注册管理。支持和规范医师多机构执业。

         据了解，我国自2014年下发了关于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管理文件，科学配置医师多点执业，把医师执业的机构注册变为区域注册。2018年，在多机构执业的医师已达16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都进入了社会办医的医疗机构。

      《意见》还力求破解阻碍社会办医发展的屏障，达到对社会办医和公立医疗机构一视同仁，同等待遇。

       其中提出，社会办医与公立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同等参与职称评审，医学类科研项目承担单位的选择坚持公开平等择优原则，不得对医疗机构的性质进行限制，各类医疗机构均可自愿提出基本医疗保险定点申请，不得将举办主体、经营性质等作为前置条件等。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还提到探索医疗机构多种合作模式。支持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开展医疗业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合作。

       张澄宇表示，过去这方面是不清晰的，公立医院不敢和社会办医合作怕触犯“红线”，如今鼓励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合作，“雷区”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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